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究竟有多少？答案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估计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取决于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标准就会有不同的答案。国际上通常使用的界定标准有两大类：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所谓绝对标准是指确定一个收入区间，其收入水平在这个区间内的人群被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比如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人群的界定标准为每人每天10—100美元，用购买力平价折算后每人每天收入大约在38—380元人民币。所谓相对标准是指依据一个国家居民收入中位数（平均值）设定的标准。比如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0%—200%为界定标准。从理论上来讲，不管是采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对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如果采用绝对标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取决于收入增长，而采取相对标准，它却主要取决于收入分配。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专门组织一个课题组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该课题组使用不同的界定标准以及住户调查数据估算了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其未来变动的趋势。根据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如果按照10—100美元的标准，2016年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半数，接近66%，到2020年接近74%。这样的结果显然是高估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因为这个标准并不适用我们的发展现状。如果采用相对标准，取居民收入中位数的66.6%—300%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与上限，2016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达到58%左右，到2020年也只是上升1个百分点。由此看来，虽然采用相对标准估计出来的中等收入群体会小一些，但是它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更重要的是，按照相对标准估计出来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能反映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的情况。

　　鉴于已有界定标准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提出了一个全球标准，即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界定，是全球统一的相对标准。它可以是全球人均收入的60%—300%，也可以是全球个人收入中位数的60%—300%。这样一个标准的优点除了它是一个全球视野下标准，依此估计出来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比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估算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有不同时点上的可比性；在一个时点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中等收入规模具有可比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采取全球标准的情况下，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与全球收入增长的相对速度，二是本国的收入差距的变化。在收入差距不变的情况下，本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会有所扩大，反之则会有所缩小。而在本国居民收入增长与全球保持同步的情况下，该国收入差距缩小则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缘于资料的限制，我们使用了全球人均收入的60%—300%来估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变化，估算的结果显示，近几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了较快增加，但是它占人口比例仍然偏低。在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为24%，到2016年上升到32%。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在未来十年中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仍保持现有的增长速度，那么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会达到43%，到2025年将达到53%，到2030年达到60%左右。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做到收入分配格局有所好转，收入差距有所缩小，那么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速度会更快一些。

一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提升主要是靠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收入高，但是他们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群体虽然消费倾向高，但是他们没有钱消费。相对于这两个群体来说，中等收入群体既具有一定的收入水平，又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是一个高消费的群体。因此，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无疑会带动社会消费需求的增加，从而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来源主要是低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同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个群体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增加效应会更大，对内需扩大的影响更大。

我国收入分配情况可以用两句话来说明：一是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徘徊的状态，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上看，不同的数据来源都显示，近几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意味着收入差距有所缩小，这是一种积极的迹象。但是，基尼系数下降幅度非常有限，而且2016年又有所回升，2017年预计还会进一步上升。这说明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并不稳健。更为重要的是，全国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下降带来的，而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因此，对于收入分配现状判断不容乐观，还是应该继续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改革的力度。

所谓收入分配的质量应该是指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既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也遇到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角度出发来实现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目标，应该是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在现实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随处可见，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歧视、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社保待遇差异、性别歧视，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公。行业垄断导致过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和企业间工资差距也是一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只有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放在切实解决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才能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提高收入分配的质量。

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既要有年度计划，也要有中长期规划。从中长期来看，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继续坚持“提低、扩中、调高、禁非”的八字方针。实现“八字方针”需要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两个方面入手。在初次分配方面，要素市场不完善，要素价格扭曲，市场垄断不仅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无效率，而且导致要素报酬不合理和不公平分配。因而，进一步解决要素市场扭曲和垄断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需要着力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

从短期来看，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可以是一个突破口。长期以来，国企薪酬分配秩序一直没有得到理顺，其薪酬制度改革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从一个难题入手可以提高社会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信心，也有助于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薪酬制度改革提供经验。改革国企薪酬制度要注重于三个机制的设计和建设：一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决定机制的设计和建设；二是国有企业一般员工薪酬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三是国有企业非编制人员收入决定机制的设计和建设。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遵循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原则，但是国企的人事制度也要作出相应的改革，也要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另一个突破口是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就业选择，收入决定和社保待遇方面的户籍歧视，全面落实“同工同酬”原则。不言而喻，这项改革的主要受益人群是农民工，会明显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他们又是我国未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人群来源。因而，这项改革不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缓解收入分配不公，而且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