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实:期待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年 坚持市场化改革
李实
发表时间:2013-1-3 15:28:51    最近修改时间:2013-1-3 15:28:51
摘要: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担忧,同时对收入分配领域中不公平的现象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由于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极其复杂,从而在如何解释当前的收入差距及其背后原因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的看法将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是带来收入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也有人认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在于改革的不到位和不彻底。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认识到只有通过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优化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
关键词: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

    理财周报特邀 李实 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担忧,同时对收入分配领域中不公平的现象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由于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极其复杂,从而在如何解释当前的收入差距及其背后原因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的看法将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是带来收入分配不公的罪魁祸首,也有人认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在于改革的不到位和不彻底。

  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认识到只有通过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优化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恶化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23,虽然比改革初期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但是仍处在较低的水平。到2002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33。

  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07年中国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已上升为0.36。2007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被估计为0.38。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虽然不同的研究结果有着不同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大家所认同的,现有的农村收入差距远大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

  有关研究表明,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22。在30年的经济转轨过程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68%。对于全国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31。2007年估计出来的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49, 最高的10%人群组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10%人群组的23倍。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问题仍很严重。

  首先,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例如,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城镇平均工资相比,在2003年高出49%,2009年高出87%;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制造业相比,2003年高出64%, 2009年高出125%。垄断行业工资的过快增长,反映了这些部门员工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更多则反映了这些部门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利润向工资的转移过程。一些相关的研究表明,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收入差距中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垄断本身。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造成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花样的退休金制度带来了老年人退休收入的巨大差异。在城镇中退休保障制度可谓“百花齐放,花香不一”,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是最“香”的一种,其次是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保障,还有是企业单位退休制度,最差的是无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制度。

  最后,腐败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问题越发严重。由于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还很难对腐败收入的规模及其导致的收入差距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对腐败规模和程度有一个大致的估计。过去几年中对贪腐官员的“捕获量”有增无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腐败的范围在扩大,而且被“捕获”贪官的人均腐败收入额也在直线上升。

  收入差距扩大三层次原因

  社会上对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有不同认识,一些人往往将收入差距扩大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

  这种认识往往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在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差距是较小的,而过高的收入差距是在市场化改革以后才出现的。这种认识没有看到收入分配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

  我们应该看到,在市场机制之外,还存在着政府控制、管制和干预,还有大量的制度、规章和政策,而且这些制度性因素和政府的行为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居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和结果。

  因此,在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我们必须要分清各自对收入差距扩大承担的责任,哪些收入差距是制度性因素、政策性因素和政府行为造成的,哪些是市场机制带来的,哪些是政府因素(制度性因素、政策性因素,政府部门行为和官员行为的总称)和市场因素交互作用后产生的。

  我认为,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来对待:

  第一层次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这部分属于克服平均主义的成果,并不违背社会可以接受的公平原则,从而应该加以肯定;

  第二层次是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例如,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双轨过渡的渐进方式,从而必然会出现利用双轨进行“寻租”等活动。在一定限度内,这可以说是改革所应付出的代价,但是对这种代价要限制到最低的程度;

  第三层次是属于过高的代价,或者说是属于不应该付的部分,或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

  我们还应该看到,仅仅从市场与政府的维度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加以分析是不够的,因为收入差距扩大中有值得肯定的部分,它们不仅是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的,也是与社会公平原则相容的部分,也有违反社会公平原则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细致的研究工作是需要对政府因素和市场机制各自带来的公平的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公平的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作进一步的区分。

  我们更应该看到,政府因素会带来不公平收入差距的扩大。如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政府官员与普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都是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分不开的。具体来说,这些政策有城乡之间长期的分割制度与政策,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累退性,对垄断部门利益的保护,制度设计缺陷带来的官员腐败。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如果资源配置是高度集中的,资源分配是自上而下的,那么处于分配体制最顶端的部门和地区往往会受益最多,而处于分配体制最边缘的部门和地区往往受益最少。

  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垄断部门收入的过快增长所导致的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在一些部门延迟市场化改革只会造成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在生产领域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一直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

  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由于受到部门利益的制约,市场化改革进展在部门之间出现明显的不平衡。一些部门不愿意放弃自身的垄断利益,利用部门影响力来延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或者只是选择更加有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极力抵制不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方式。

  而且,在现行的分配体制下,垄断部门的垄断收益和企业利润很容易被转化为部门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其结果是垄断部门职工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一般竞争部门,导致了全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这个问题上,还应该看到,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在工资决定上已出现了与垄断部门相似的特点,即工资水平不是决定于效率高低,而是可支配财政收入的多少。更应该看到的是,一些垄断性部门为了维护其高收入水平,设置行业进入壁垒,从而导致了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劳动力市场严重的分割性。

  总之,将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难看出,在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传统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使下形成了有悖于市场体制规则的制度和政策,政府对市场缺失和市场扭曲采取的不作为态度,对资本节制和劳动保护的不足,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市场化改革进程所引发的收入差距扩大,既有公平的成分,也有不公平的成分,而后者又是与政府的不当行为——过度作为和不作为密不可分的。

  坚持市场化改革

  探究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我认为将收入差距扩大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单方面推进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没有作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没有作出重新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会背离初衷。

  原来设想的竞争性市场经济可能演变为垄断性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扭曲的市场经济。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

  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可能演变为一种“权贵资本主义”,而权贵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只能带来少数人的暴富,而不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出现的问题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一腿实、一腿虚”的改革模式弊病的集中表现。因此,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仅是一个收入再分配问题,而且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层面。

  我们应该意识到,收入分配作为一种分配结果,其不平等的背后隐藏着权利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它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再分配政策问题,还涉及到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安排。

  市场经济面前,如何建立人人俱有的等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这包括享有等同的社会保障、拥有等同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具有等同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的权利和机会,是一个转轨国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而实现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会涉及到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总之,只有将改革深入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才会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非常期待着2013年成为“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年”。

 

原文出自:理财周刊

本文转自:和讯网

编辑:詹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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