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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住房公积金的效率、利弊及存废问题,近几年一直是社会和学术界的讨论热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推动企业爬坡过坎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同时,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引发了广大劳动者、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关于劳动力成本是否过高的热烈争论。在企业减负的大背景下,当前企业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状况如何?是否给企业带来负担,对企业成本和利润影响有多大?公积金对不同企业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目前尚缺乏基于数据的分析和判断。本报告基于企业层面调查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从2008年到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回落,从0.491连续降至0.462。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6年的基尼系数是0.465,是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 上升。
近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召开,提出推进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产能过剩企业中,国有企业占了比较大的比重,为什么出现这种失衡?在国企改革步入攻坚阶段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去产能?两会召开,对于热议的“个税改革”、“遗产税”、“企业税负”、“财税体制改革”等焦点问题最大争论在什么地方?凤凰财经专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对这些当前热点话题回应和解读。
2017年1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的收入基尼系数——0.465,这是2008年以来首次上升,说明收入差距在扩大。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多年来都处在高度不平等国家之列,和巴西、墨西哥在一个梯队。中国是否找到了有效控制贫富差距的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江特聘教授李实认为,现有改革力度薄弱,缺乏对高收入的有效调节方式,他甚至担忧,一些关键性的公共政策可能“胎死腹中”。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市场机制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解决不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过大的收入差距会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居民消费不足和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导致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无力积累人力资本,造成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频发;导致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再分配政策难以发挥作用,不利于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分配机制。既然市场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严重失灵,那么,政府就要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分配公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出现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收入差距也曾出现过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几年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全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了抑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小幅回落,但是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水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很严重。现在我国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期,如何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公平分配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认为,目前劳动报酬持续提升是合理的,不能将企业致困归咎于劳动成本提升,更不应以降低工资作为中国经济脱困之道;当前企业负担过重是政府收益过高挤压所造成的。
富差距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贫富差距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收入差距,二是指财产差距。我们知道,居民收入是一个流量指标,是指个人或家庭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既包括货币收入,也包括实物性收入;居民财产是一个存量指标,反映了收入在一个时点上的累积量。收入与财产共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也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一起决定国民的福祉水平。而且,收入差距与财产差距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不断提高全体居民的收入和财产水平。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了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超过同期6.9%的GDP增速。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为何能够继续跑赢GDP增速,收入分配改革应如何推进?《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
“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10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多位外国前政要、来自14个国家的20位外国专家学者、100余位中国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会议。外国专家学者包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地区银行的现任或前任行长和高级官员。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美国新兴市场论坛共同举办。“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的议题为“中国与新兴市场”。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在“中国与新兴市场的新常态、新挑战及新机遇”的分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财产差距在不断扩大。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Angus Deaton教授,很多人觉得意外,因为Deaton教授名下没有什么革命性的理论突破,他的工作都是实证研究,而且都是应用了微观个体数据对消费、贫困、福祉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这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看,诺贝尔奖承认了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是经济学的重心已经从研究理论和宏观总体现象转移到了微观实证研究,它同时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即未来经济学科发展趋势将更加注重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最近关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少讨论。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主要危险不是来自所谓过度福利化或工资增长过快,而是因为长期以来收入差距悬殊,严重影响国内消费,造成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而以不断扩大投资和增加货币供应的刺激方式扩大内需,又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资产泡沫和投资效率下降。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经济增长会持续乏力,最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修订后于200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这一法律规定颁布已近9年,但流动儿童在城市还没有享受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权利。
中国到底是会像我们的邻居日本与韩国那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还是会像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一直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并对中等收入陷阱做过专题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中国有很大可能在未来五六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也存在无法跨越陷阱的风险,其中有三大风险尤其值得关注:收入差距悬殊、创新乏力、高等教育滞后。
随着经济增长将从超高速转向中高速, 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常态。经济结构将会得到优化调整,以制度和技术创新为主体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会更加持久,社会民生将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将得到有效治理。同时,经济新常态会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也会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例,减少过剩生产能力,又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带来经济增长的活力。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改革方案公布,中国养老“双轨制”正式终结,近四千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将告别“免缴费”时代,开始按个人缴费工资的8%缴纳养老保险,按个人缴费工资4%缴纳职业年金。改革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待遇是否下降?工资水平是否会上涨?企事业职工“待遇差”是否会缩小?并轨的钱又从哪里来?一系列问题引发关注。
“第六届全球PE北京论坛”于2014年12月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出席并发表了演讲。
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必须进一步缩短工作时间。而缩短工作时间除了会有利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之外,还有利于促进就业数量的扩大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有利于激励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再投资,而且闲暇时间的增加会潜在地促进创新的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实11月11日在“鸿儒论道”的演讲中表示,如果现在到2020年之前,我们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那么我们的人均GDP在2019年就可以达到1.2万美元。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率降到6%,到2020年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在2014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指出,如果用r表示资本回报率,用g表示经济增长率,那么r>g的情况下,全球收入分配差距会持续扩大,并且这个趋势会一直持续整个21世纪。这个观点,无论是对学界、社会还是对公众,都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11月12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皮凯蒂亲自解读了这个巨大惊叹号背后所有的经济学、政治学逻辑。
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诚意招聘博士后研究员

4.20住房公积金学术研讨会暨课题成果发布会